这几年来，他一遍又一遍揣度着郗归的脾性，终于对这位主君生起了真正的佩服，有几分明白了她所坚持的“道”。

可终究是太晚了。

信任的镜面一旦破裂，就很难恢复如初，更何况，如今的郗归，早已并非太昌三年那般景况，她根本不缺人用。

这些年来，宋和辗转在三吴和徐州各地做官，看到了无数个出身贫寒的“宋和”，靠着北府军的资助读书明理，一步步进入徐州府学的明亮学堂。

他总是忍不住想，若是自己当初也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比他们所有人都学得更好，会顺顺利利地自一众学子中脱颖而出，清清白白地授官裂组，不必承受父母的抛弃，不必遍尝人间的苦辛，不必经历寺庙中的清苦，更不必为了前途，染上“阴毒”“附逆”这般的评价。

宋和设想了很多次，但每次都勒令自己快快停止想象。

他不允许这样懦弱的沉浸于“可能”之中的自己，只坚定地在心里说道：“如今的一切便是最好的，那些人的路子虽然顺遂，可却不如我经历丰富，不如我了解官场，不如我洞察事务。”

可是，这真的是最好的吗？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他又为什么打心底里嫉妒那些能够坐在徐州府学里安心读书的年轻学子，一边鄙夷他们年轻气盛、见识短浅，一边又艳羡他们的机会呢？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接受这一点——凭什么我背了这一身污名才爬出泥淖，还要不时地被人嘲讽不择手段，可这些人却能够干干净净地读书、自然而然地有个光明前途？

明明，我也并不输给他们啊。

可这世上之事，并不是总有理由可讲。

与此前无数寂寂无名的贫寒学子相比，宋和已然足够幸运——他曾成功地等到郗岑，又赢得了他的赏识，在桓阳、郗岑当权秉政之时，短暂地接触过那许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权力；当郗岑落败之后，他又顺利地进入郗归的阵营，不出意外的话，也会因此而获得一个尚算安稳的前途。

可人活在世上，最怕的就是比较。

宋和承认，自己确实不甘心。

如今的他已然认同了郗归的“道”，可却因此而更加不甘心作为最初追随她的人之一，被郗归远远落在后面。

他要让郗归知道自己的能力，要让她知道自己才是他最忠诚的追随者。

他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极致。

这几年，宋和辗转做了三地的父母官，每到一处，便积极地勘定田册，垦荒劝农，加强教化，还时时检查推进三长制的实施情况。

他任职的这几个地方，虽然都是小县，可却也是一方百姓的家乡。

生民和乐，便是一方父母官最大的政绩。

其间的成就快慰，如今已足够安抚宋和那颗自小流离的心。

他就是从这样的小地方入手，一点一滴脚踏实地地积累推行新政的经验，一步步靠着这看似微末的功绩，充实着自己的手札，等待有朝一日，将这些全部献给郗归时，看到她眼中的惊诧。

宋和致力于这样的“微末”功业，并未刻意打听过司马恒的消息，可司马恒却主动跑来找他。

那时先帝刚刚驾崩，人人都知道庆阳公主对着宫中的内侍和禁卫，喊出郗氏女郎的名号避祸。

宋和听闻此事时，对这位无知公主的愚蠢，难免更生几分厌恶，连带着对那个曾试图与之成亲的自己，也更唾弃了些。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司马恒在郗归这里碰了钉子后，竟跑到他跟前，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种种埋怨之言，言谈之间，竟是要挑起他对于郗归的不满。

对此，宋和只想叹一句“荒唐”。

这位天真的公主，哪怕已经年近不惑，却依旧无知得吓人。

在她眼中，权力的运行似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人人都可以弄权，谁都能凭着好恶争权夺利。

可宋和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司马恒有时的确有一种野兽般的敏锐直觉，可更多的时候，她根本不明白错在何处——就像从前的宋和自己。

二者的区别在于，当处于下风的时候，宋和懂得暂避风头，司马恒则会在恐慌与不安的驱使下，做出种种病急乱投医的举动。

当潜意识里不再想着从郗归手里分权之后，宋和很容易就看破了司马恒的穷途末路。

他本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可随即又想到，蠢人往往是危险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荒谬选择。

于是，宋和决定将计就计，看看司马恒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坦白讲，司马恒的不满其实很单薄。

她虽然怨恨郗归分薄了自己的权力，可却什么都不敢做，只能暗暗地昧下些钱财，在众人面前暗戳戳地说几分郗归的坏话罢了。

纵是这些，她也做得提心吊胆，既没能给郗归添绊子，自己也不痛快。

宋和眼见司马恒成不了气候，本已打算与之断开联